暴富情结

    刘江(化名)是国内某知名媒体的编辑，作为一名媒体人，他的偶像并不是李普曼、法拉奇这样著名新闻人——他是Google神话的崇拜者。现在，他正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我已经制作了一个创业的计划，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懂得欣赏它的风险投资商。”他说。

    刘江希望资金将来的企业也能成为纳斯达克的宠儿，从而抒写属于自己的财富故事。

    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深圳某报曾经在孩子中做过调查：“你这辈子想赚多少钱”，结果是14.58%的人想赚亿元以上，16.67%的人想赚1000万以上；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多达27.08%。

    而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也显示，有20%的被调查者(年青人)希望能够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财富实现方式都是彩票或者股市，这让类似于刘江那样的创业想法都显得“脚踏实地”了。据财政部披露，中国2006年的彩票销售额超过了80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2006年火爆的股市，也让中国再次涌现了“全民炒股”的奇观。这或许都能说明，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已经何其强烈。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夜暴富’之类的梦想，‘一夜暴富’几乎都快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了。”一位叫薛锋的观察家说，“据我观察，‘一夜暴富’几乎是当今中国社会里人人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普遍性梦想心理，只不过是随着人们的年龄、文化和经历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一夜暴富’心态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至于其他方面也都是一样的。”

    如今，“一夜暴富”真的成为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共性心态，不仅过多地反映在一些个人的心理行为上，而且也还较多地折射在国内工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界和企业老板的投资经营行为当中，使当前国内许多行业呈现出被“一夜暴富”的思想意识所左右的状况。比如，在过去几年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上，之所以形成大面积的投资、投机成风，也就在于投资者无不希望自己“一夜暴富”。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诚认为，人们暴富情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变动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开。

    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虽然也在不断进行，但毕竟比较迟缓，一般要以“代”来计算，一个自耕农要成为一个大地主，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混乱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极少数人可以很快地暴富。例如买办的暴富是令人瞠目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上世纪初当上开滦买办，一两年间就赚了80多万两银子。郑伯照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家产多达数千万。徐润做房地产，没几年就赚了几百万两银子，而比起他同时代的上海房地产大王汪某来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

    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别人的渐富，而不大能够承受别人的暴富、骤富，因而失去心理平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当代中国也在转型，一些人利用先入优势或改革的某些不尽完善之处，迅速富裕起来，财富效应变成了暴富效应。

    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地引导和控制，这种暴富效应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拒绝暴富心态

    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同样是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产生的富人模式和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产生富人的模式是不同的。有些人富起来是竞争过程中的自然积累模式，赚钱以滚雪球的形式越积越多。他们大多靠较多的人力资本、有经营头脑并善于把握机会。而转轨国家一些人致富模式就表现为一种急剧地暴富，这又有两种类型，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急剧私有化的俄罗斯是一种，那里出现了一批带血腥味的寡头。

    李茂生表示，原来我们计划经济所讲的共同富裕带有一种很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平均主义的总体模式下，人是不可能暴富的。过去那个时代，有极个别暴富的，靠发横财，但只要他的生活高出了一般人的水平，马上就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因此在那样的游戏规则下，那样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是基本不可能暴富的。

    “到了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时，与计划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制度法制跟不上时就容易出现暴富。”李茂生说。

    他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盛行渴望暴富的心态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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