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修建了真正由政府管理的公厕，而且数量和形式在此后的三、四十余年间都有相当进步。只是那个时代，城市像日渐膨胀的气球，人口增加飞快。政府管理的公厕，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因此由私人经营的，以集粪为主要目的，兼有社会服务功能的公共厕所渐渐兴起。

　　据上海卫生档案记载，清末在租界区修建的公厕，即便是临时厕所，日均都能带来200元的收入，这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粪便即金钱”说法的最佳注脚。20世纪初，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李镜龙，仅凭薪俸无法供养全家，“一时受经济之鞭策，心乱如麻”，辞职后租得公厕一所，竟迅速脱贫致富，后赖此为生达十余年。如此厚利，自然给私人经营厕所的蓬勃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只是私人经营最重成本，大多要等粪溺积存足够数量再行运走，以致厕所卫生相当糟糕，严重妨害了城市形象。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又只局限于突击性拆毁所谓“秽恶太甚”的公厕，十有八九没有后继措施，比如修建相当数量符合公共卫生标准的公厕，并加以妥善管理，以致百姓的生活受到相当影响。这种缺乏服务意识的公共事务管理行为，使人恼火，也必定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果然，时间不长死灰复燃，私人经营的厕所相继开张，依旧污浊不堪。

　　到1894年，广东流行的一场瘟疫让与之颇有往来的上海大为紧张，史载“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上海报界首先做出反应，《申报》头版头条《防患未然说》提出上海的应对策略。此后，又有头版头条载《去秽所以祛疫说》一文，由整治厕所卫生之事为发端，评论地方政府办事不力，称上海坑厕遍地，“冬月经过其地，则秽气熏人，已不可耐；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比之租界大刀阔斧积极有效的治理，文章指责上海地方官办事不力，“独置民事于不问”，甚至还不如洋人爱民。

　　公共设施是否完备，最能体现一国文明程度。拆除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旧公厕本是大快人心之事，但新的也要尽快建设起来。毕竟，“破旧”的根本目的在于“立新”，只有如斯，才算是服务到底，功德圆满。

别笑：粪便即为金钱 挖掘厕所生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