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余常住人口，近千家企业，分水“全民创业”的冲动源于何处？采访中，我们多次向当地的私营业主探求答案：“办一个家庭制笔厂，要多少资本？每年要交多少税费？”

　　回答惊人的一致：除了登记时的工商登记费、税收和卫生费，我们不交一分钱。镇政府一位干部补充说：很多家庭就一两台制笔机，登记都免了，基本上是零税费创业。

　　2007年，分水镇制笔业实现销售产值28亿元，按4%左右的比例计算，税收当在1.1亿元左右，而实际只收了3000万元，另外8000万元“雪藏”在一个个家庭小作坊里。

　　对此，分水镇主要领导讲得很坦率：企业有些事是管不了，管不好，也无法管的，这里的企业几百家，装配户几千个，它们交易频繁，许多都不要发票，你要查它的账如何查起？非查不可，就一定会弄得鸡飞狗跳。如果经济垮下去了，3000万不也泡汤了么？

　　历史学硕士出身的镇长助理李辉毅的看法是：制笔业对当地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贡献，远远大于对政府税收的贡献。

　　那么是不是没办法了呢？分水镇改变管理思路，早些年，由供电部门查电表，根据用电量来定每户的税费额。这个土办法，竟然为大家一致接受。如今，一些登记在册的规模企业也开始按章纳税，但那些起步阶段的小作坊，仍然是“零税费”。

　　不仅如此，和浙江许多县市一样，分水实施了“容小工程”，即新办小企业暂不必登记。又实行“借地工程”，适应千家办工厂、万人当老板的需求，在企业萌芽阶段，不必办繁杂的征地手续，而用临时养殖用地等政策，允许一户利用一二百平方米的宅前后面积，安装机器，尽快生产。

　　刹玩风禁扰民

　　公务员不许“小搞搞”

　　走进桐庐县委、县政府机关，只见每个办公室门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载着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分水镇党委、政府办公室的门前，不仅公示有书记镇长的电话，还记录着其当日行踪：上班、开会、下村或请假。
　　
　　2003年，湖北省曾派出30余名县级干部到浙江挂职。一位在浙江挂职的某市区委书记曾向媒体公布了一位浙江老板对湖北的批评。这位老板有在鄂投资经历，他说，湖北一些干部玩风太盛，到处都是麻将扑克，连吃饭前都要支起桌子玩几把。我们这些办企业的人，脸上赔笑，心里在烦，哪里陪得起他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玩字上，就扰民成风，社会哪能有良好的创业风气？

　　而在桐庐市，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四条禁令”，即公务员“禁止公车私驾；禁止小搞搞（浙江方言“赌博”的意思）；禁止午餐饮酒；禁止上班炒股票”。禁止“小搞搞”，从制度上堵死了官员扰民之门。
　　
“小老百姓，创业多艰，诚惶诚恐，干部稍一扰民，就会把百姓创业的激情打下去，必须坚决制止。”李辉毅说。

　　【记者手记】

　　“分水现象”昭示了什么

　　一支小小圆珠笔，圆了千家万户致富梦，进而演变成一个大产业，创造出一种经济模式，浙江“分水制笔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对于东部沿海一些穷乡僻壤乡镇的迅猛发展，很多人觉得是个不能破译的“现象”：有人归功于中央优惠政策，有人说是沪杭等大城市经济辐射使然，还有人说是……众说纷纭中，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穷山恶水，这些都是分水人面对的惨淡现实。有人把分水千家万户的小作坊比作“群狼战术”，也有人把那些数量多、规模小、单个不起眼的制笔厂比作“蚂蚁雄兵”。不管倾向于哪一种说法，分水人身上的几种精神不可否认，这就是敢于争先，团结协作，崇尚成功，宽容失败。

　　分水没有特殊的地下资源，制笔也不是老祖宗经济，但是他们敢为世人所未为，敢试、敢拼、敢闯。“第一代制笔厂的老板”们，穿着蓑衣，开着拖拉机，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余杭地区购买原料，又将一批批产品拖到义乌市场，蹬着三轮车给一家家小商店送货，正是不等、不靠、不要，正是他们艰苦奋斗掘取的“第一桶金”，成就了分水制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在分水采访，我们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家年产值6000余万元的大老板，对身边上百家小作坊企业不烦不躁：“谁都不可能一口喝干一碗水，如果不是这么多中小企业形成气候，谁会跑到这里做生意？”

　　一家新成立的制笔厂，没有一台机器，当他接到一份800万支笔的日本订单后，另一家企业无偿提供会议室，供他接待客商签约，数十家小作坊没日没夜地生产，以保证他交货时间不违约。

　　为了拿到订单，他们抱团协作，共赴广交会、西博会、上海交易会寻找商机，又携手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

　　查阅分水镇工商所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第一代制笔厂除了少数企业做大做强外，大部分都荡然无存。但是，更多的分水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办厂。而第一个为制笔经济指路的人，第一个买机器办厂的人，第一个在工商登记注册的人，都永远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