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外贸“打工族”到“元军草地毯厂”的初具规模，再到目前的内陆地区行业最大的单体涉外经济贸易公司，朱老板用了20年的心血。这期间，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考验，也收获了诸多的喜悦，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安置了数以万计的社会就业。而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在不断接受锻炼中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支撑了独当一面的涉外业务。作为一个一直与命运抗争、经过多次商场“劫难”和商道历练的企业家，朱老板的成功路径一直伴随着苦涩、拼搏和绝处逢生，既与死神较量，又与幸运比肩。同朱老板的倾心交谈会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奋发向上的感染。

　　“逼”出来的企业家

　　朱老板出生在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全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由于不甘心父辈们土里刨食的艰难生活，上世纪70年代，年轻而又心眼活络的朱老板毅然做起了县外贸的草地毯收购点，挣点辛苦的脚力钱。淅川县有个脍炙人口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淅川县三大宝，南瓜、红薯、龙须草”，而当时外贸经营的正是用当地富有的龙须草编织而成的草地毯。当时这里最常用的装载工具是农用架子车，朱老板的工作就是按照淅川县外贸站（在20多公里的邻乡寺湾）的规格、数量、时间要求下放到有编织能力的农户，然后再按时进行最初的质检收购，朱老板和妻子一起用架子车拉着收起来的上千斤重的草地毯穿过2公里满是鹅卵石、芭毛、芦苇、淤泥、极其难行的丹江河滩沙洲和湿地后乘船渡河，再走20公里凹凸不平的土路才到寺湾外贸站。为了赶在8点上班前排上号，他总是半夜就起床打理、启程赶路，验不上的草地毯还要拉回来，这样的工作他坚持做了十年。数九寒天、酷暑烈日和一路撒下的汗水见证了他的艰辛，也锻炼了他坚毅的品格。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像当年拿破仑遭遇的滑铁卢一样，“计划外贸”也在市场变局中“江河日下”，淅川县外贸局在走完了山花烂漫的“春天”后，逐渐进入了“严冬”。因为当时朱老板的勤奋经营，他的收购站已经做到了全县最大的“编外业务点”，因此，淅川县外贸的“垮塌”也使他受到的损失最大，更主要的是严重伤害了他苦心经营而与从业农民建立起来的信任依存度。眼看着一块块原本用草成本和“手工费”完成的草地毯要变成“高价燃料”，农民出身的朱老板心痛得只掉泪；也让他无法释怀的是竟有人处于嫉妒和幸灾乐祸的心态，说淅川县外贸就是朱老板给搞“垮”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淅川县外贸的失势是由于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坐等上门客的行业积弊造成的，当时身居内陆农村连省城都没有去过的朱老板毅然决定亲赴深圳口岸开拓市场。“我当时是背着干粮只身闯深圳的，一没熟人二没钱的市场开发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记得当时最难熬的两个星期我每顿饭都是靠一包方便面充饥，我当时的体重已经瘦掉了20多斤，整个人都走了样。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饿死在深圳我也要把市场打开。最后终于是诚心感动上天的怜悯，我拿到了第一笔30万元的订单。”说起当时闯市场的艰辛，朱老板不免心有余悸，但他似乎更赏识自己当年的果断和坚毅。如果说把企业家分为形势造就的幸运者和被形势逼迫者两类，朱老板显然属于后者。

　　儿媳做了业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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