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成功并非坏事,但傅聪评价郎朗说:“音乐并不是比赛。”就算现在,郎朗还是后怕——万一当年的偶然因素并未发生会怎样?有一次谈起李云迪(国内古典音乐界的“绝代双骄”,总被拿来比较。两人同岁,曾擦身同门,现在李云迪已离开DG唱片、哥伦比亚经纪公司),他感叹说:“现在要出名仍然很不容易,世界上的钢琴家太多了,我真幸运。”

　　郎朗乐观的性格天生适合享用这种幸运。他说:“当我签字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受到影视明星般的欢迎,这简直太棒了!”《千里之行》的中国版编辑刘瑞琳对《中国企业家》说,“合作中,感觉郎朗很有亲和力,在自我控制力方面更超人一些。”

　　郎朗承认,“艺术与商业的协调我能控制住。失控了就不行了。练琴必须疯狂,我对钱没疯狂。练琴疯狂是好事,赚钱疯狂很可怕。”

　　郎朗失控过。2006年7月,他在德国巴特基辛根音乐节上,就曾因病取消了下半场的演奏。随后还取消了一系列的演出,专心休养。郎朗声称喜欢钢琴家格伦·古尔德,但要是像他那样神秘,拒绝现场演出,“没人看到我,那怎么行?”他忽发奇想,“要不哪天我就坐在家里弹琴,然后有很多摄像头对准我,通过互联网,我的演奏就能被全世界听见、看到,我还能收到出场费……”

　　对于“商业的吞噬”,郎朗有些无奈:“也不是我想,可我必须这么做。古典音乐就是这么一个商业模式,就得靠商业赞助,就看你怎么做了。”

　　郎朗的开发是不是过度?李宁承认有这个问题。“我们尽量保护他。怕他太累,现在商演从2天一场改为3天一场。”郎爸爱说:“我们家郎朗就是量大”,但之后要“换种打法,走精品路线”。今年8月份结束,郎朗“就再也不接受采访了,专心练琴去了”。从明年6月1日起,郎朗和哥伦比亚经纪公司的新合约将生效,其年演出规划将减少到70场左右,合作目标全部定在世界顶级乐团,“准一流乐团都将不再予以考虑。”
老板郎朗

　　郎朗拒绝承认自己是遭商业规则摆布的傀儡。郎朗团队一再对《中国企业家》强调:郎朗代言系统的最高点是郎朗本人

　　与企业界的全球化路线不同,郎朗的星路更像张艺谋的出口转内销。为了乡愁,或者更广阔的市场份额,2006年,郎朗开始回国演出。

　　“2006年我第一次回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独奏音乐会,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回家的感觉,还有种生疏感。”但就是因为那次的成功,郎朗增加了回国时间和次数。现在,他每年在中国差不多有2个月的档期,已经做了30多场演出。

　　经纪团队对郎朗回国演出最初的“战略性”思考是:“首都、直辖市力度大,宣传效果好,古典音乐普及得也好、有基础。大城市企业发展快,商业赞助比较好。而且郎朗时间有限,先吃西瓜,再捡芝麻。所以我们规划3-5年内,把北京、各省会城市先占领一下。”

　　但是到2007年下半年,以郎朗本人、郎爸、李宁为首的决策团队惊讶地发现,二级城市竟然比一级城市还要好。很多二级城市的演出商主动找来,并且不讲价。

　　“他们甚至要直接付50%、100%的演出费,我们都拒绝了。按规矩办事,还是确认有档期后,演出商先付20%。”李宁说。但这无疑刺激他们调整了演出策略:直辖市连同周边二级城市一起打。比如,去上海他们就把扬州也做了,去南京把无锡、常州也捎上了,等等。今年,他们原定规划要打“西南牌”,但是因为汶川地震而暂停。

　　郎朗的中国市场是按“音乐厅——体育场——名胜景区”的线路走的。最初在音乐厅演出,郎朗团队发现,因为郎朗的出场费、音乐厅座位有限而导致了票价居高不下,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1000多张票几天就卖完了。国家大剧院还创造了几个小时就把票全部卖完的纪录。这给他们一个启发:能否把音乐放大?古典音乐能否走出音乐厅这样的小众专业场合?这是很多人没有琢磨过的。

　　“在中国我为12000名观众演出,演完需要等两个小时才能离开体育场。”郎朗对《时代》周刊说。至今,郎朗已经用琴声征服过成都、郑州、沈阳等十多个体育场。郎朗团队的理念是:要冲到当地的最高演出票价(2008元。李宁说,“百老汇也没这么贵,200美元到头了,这是中国实力的一个展现”),但是最低也要有80元、100元的琴童票。“非常有意思,通常是最高和最低的票最先卖完,售票的情况形成两头往中间挤的阵势,这样票都卖光了,最差也能达到80%。事实证明,这个销售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不光是利润丰厚,李宁还冠之以文化意义,“这样其实对古典音乐的普及也是一个贡献,很多人是因为郎朗的名声而走进音乐会。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和效应。”

　　尽管体育场演出难度高,造价贵,但他们乐此不疲。下一步,郎朗可能会到泰山、长城上弹琴。李宁解释说,“我要把郎朗音乐会的背景再放大,将西方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的名山大川、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这更像一种行为艺术,整个山上都是郎朗的琴声……”钢琴的最高境界是“琴人合一”,但郎朗“琴、自然、人合一”。

　　至于商业赞助,索尼、万宝龙、奥迪、招商银行、斯坦威“郎朗”钢琴、阿迪达斯……大概估算一下,这十几个品牌代言让郎朗每年收入至少可增加3000万人民币。这是国内一线明星的正常价格。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很旧的礼堂里,记者看到郎爸兴致很高地谈到郎朗欧洲演出报价,追问其代言收入?但郎爸立刻“警觉”道,那具体多少钱我们不能说。李宁的答复是:只能告诉你这些品牌收益都不错。

　　在所有这些商业规则面前,郎朗拒绝承认自己是遭摆布的傀儡。郎朗团队一再对《中国企业家》强调:在郎朗目前的知名度和票房下,任何经纪公司、经纪人都是充当助理的角色。不管演出还是代言,都是自己直接找上来的,根本不需要经纪人去“找活”。

　　另外被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代言系统的最高点是郎朗本人,所有代言品牌都是他自己拍板。“首先他来把关做不做。他同意后,我们让下面人去查资料、找数据、谈判,差不多了再来跟他讲,必要时他会跟对方首要人物见面,最后他和我共同拍板。”郎爸说。本刊记者还从索尼了解到,为了索尼的代言事宜,郎朗曾两次和索尼中国区总裁及全球总裁在北京和纽约会面。

　　“所有的代言品牌都是我说做就做,说不做就不做,我掌控着这个。”“老板”郎朗没学过经济学,也不懂市场操作,“具体钱和细节的事我不管,我只管弹琴,我只是要把住对我的艺术有没有伤害。”他的全部商业知识和悟性都是从实践中、从国外顶级音乐会上得来的。“我判断主要是看这个品牌以前的代言人,就能有感觉。在美国我也有一些学法律、玩经济的朋友,跟他们聊天我也会得到启发。”

　　现在流行音乐完全商业化,在国外都是职业化运作,郎朗说,“但是古典音乐不一样,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如果你自己弹的不行,有团队也没用,有人运作也没用。”郎朗的中国业务和美国业务有不同的团队。中国团队有专门的4-5个工作人员,分别负责演出、代言、出版、慈善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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