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一民：荣毅仁不仅倡导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还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提出发展中国融资租赁事业的基本思想。一共有四点：一是扩大改革开放，更好地借鉴和应用国外先进方式和经验，积极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二是引进外资，引进现金技术设备，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三是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四是逐步完善国家租赁立法，不断提高租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喜忧

　　《第一财经日报》：首先“吃螃蟹”的东方租赁业务开展顺利吗？

　　闵一民：东方租赁开办的第一年，做成了8笔生意，营业额达到400万美元；第二年1000万美元；第三、第四年大迈进，分别是1.2亿美元和1.6亿美元。

　　东方租赁成立后，很多租赁公司纷纷成立。中信公司另外还发起成立了内资的中国租赁有限公司，是国内几家公司出资成立的，中信公司实际上负责经营管理。

　　到1984年、1985年，租赁业起飞，已经显露出问题但重视不够——资本额与营业额的比例失调，风险很大。1985年、1986年欠租问题开始突出。当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很多承租户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养”大的，都向国家要钱，没有通过自己的经营来发展自有资金的观念。

　　我们认识到，融资租赁牵扯到合同交易、合同规范、税务管理、会计原则、监管体制等很多内容，我们发展这么快，要力争解决这些问题，但稍迟了；资金周转不灵，融资资金链失调，但因为国家出面担保，仍在困难之中继续维持下去。到1988年、1989年，问题更加凸显，主要是地方政府担保失效。

　　不仅仅是东方租赁，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外合资租赁企业都很困难。经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下称“租赁业委员会”）屈延凯等人的努力，向国务院写了报告。经过各方努力，欠租问题最终才得以缓解。

　　摔跤

　　《第一财经日报》：“欠租”问题对东方租赁打击比较大，但是作为先行者，东方租赁对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闵一民：不管怎样，东方租赁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是一个先行者。东方租赁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摔了一跤。

　　融资租赁有四大框架：交易规则、监管规则、税务规则、会计准则。开始我们几个准则都不健全，甚至是空白，只能在实践中成长、发展。

　　我在东方租赁大概做了6年董事长，后来又做顾问，一直到1994年退休。现在东方租赁有七八亿美元的贷款差不多已经还了，还剩4000万美元负债没有解决，现在正在设法重组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遗留问题。

　　机遇

　　《第一财经日报》：经过改革和规范，最近几年，融资租赁业又开始焕发生机，最近两年业务增长很快，但又遇到全球金融危机，融资租赁业如何应对现在的经济形势？

　　闵一民：我一直关心中外合资的融资租赁企业，看到在改革开放、适应市场经济以后，融资租赁行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四大框架都已经建立起来，发展环境得到很大改变。跟我退休时的情况相比，已经是两种情形，我非常高兴。

　　去年11月，租赁业委员会授予我“推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特别贡献奖”。我认为这个奖不仅是给我一个人的，也是给融资租赁业全体同仁的，也是给中信公司的，证明当初引进融资租赁是成功的。

　　2007年发生次贷风波，去年演变成金融海啸，中国也受到了影响。屈延凯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深刻、中肯的：融资租赁业务是基于真实的资产买卖和资产使用的收益的投融资服务；当经济处于发展时期，中小企业急缺资金时，金融租赁能充分发挥融资的功效；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为了刺激消费、环节市场疲软，金融租赁又能充分发挥促销功能。不管市场去向如何，均能给融资租赁业带来商机。

　　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也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融资租赁是实实在在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一个服务平台，绝对不能像过去一样搞贷款，一定要跟设备结合在一起。过去的教训就是，地方政府的担保是信用担保而不是实物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