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司法界人士透露，最近该市抓获的黑恶势力头目中，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等都是亿万富翁，在行业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黎强曾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据警方调查，黎强拥有20多家企业，涉足客运、房地产开发等诸多领域，为了争夺客运线路不惜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重庆的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对此表示。（8月9日《广州日报》）

　　亿万富豪涉黑涉恶早已不是新闻，从早前的刘涌、袁宝璟，到开着装甲车招摇过市的杨树宽，直至如今重庆数名富豪涉黑案的一并曝光，富豪涉黑涉恶显然已成为现象级的危险信号。从之前的地下化潜伏，到日渐嚣纵的半公开化、“组织化”、集团化，透过一系列富豪黑帮化犯罪趋向，其所折射的若干深层次社会问题确实应引起高度警惕。

　　细加梳理后我们会发觉，这些涉黑富豪、问题富豪多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即他们皆起自“草野”，在累聚财富的过程中信奉并施用的，主要是民间话语与行为系统中的一些世俗化“技术手段”，他们不见得有深刻的经商理念、智性的经商才华，却因其“胆气”、因其个性、因其对世俗规则的洞悉与大胆攫用，而迅速在某些领域攻城掠地、占得先机。

　　与主流价值观、主流社会行为规范不同，被这种“江湖化人格”所浸染的个人行为、商业行为，因其甚少规则约束感、道德约束感，而充满了草野的“狡黠”与顽强的社会适应力；很多时候，它可能仅仅因其表象的“豪气”、“豪放”、“慷慨大方”而穿透行为规则、道德规范的盔甲，而直击世俗心灵、世俗欲望的最柔软处，直到彻底软化它们、俘获他们，并最终为其所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绰号“二哥”的山西繁峙前反贪局长穆新成身上，或是更多民间视角中的商界“二哥”们，皆能窥得其秘。当然，“二哥”“大哥”们可能并非都是“义气教”信徒，他们不过适当利用了江湖化人格的民间生命力与号召力（同样在“官场”商界盛行），并将其工具化为谋财蹿升的捷径和跳板而已。

　　与那些依靠知识力经济而致富的新锐富豪，或是依托国有企业、传统产业并适时以产权变革、资本运作等模式迅速蹿升的财富大腕们相比，黎强们要么匮乏知识力资本，要么缺少相应的政治经济人脉资源，他们熟谙的只有江湖法则、“江湖方术”和将其工具化变现的灰色生存体验。这其实也决定了其会一条江湖路走到黑。而江湖化人格被最大化、极端化扩张后的面目将是什么？必然是世俗化手段、次规则潜规则及非法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它信奉“金钱的暴力”、“财富的暴力”、江湖权威的暴力——对什么类型的现实目标，它就有什么样的攻击手法：金钱、女色，亦或恫吓与暴力；这便是财富“黑帮化”呈现的可怕现实：法治之魂覆盖不到位不彻底的社会盲角中，权力公信力与向心力在水土流失，主流价值信仰与规则在困惑动摇，血肉之躯在惴惴不安，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在财富“黑帮”、“财富暴力”的渐次逆向蚕食中……

　　一个典型背景切面是：2005年，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将金额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4300万元打包处置给重庆万贯科技有限公司（涉黑富豪龚刚模所控制）。交易引起了众多质疑，但它终于没能改变龚刚模借此一役财富暴涨的灰色现实。没有人知道离奇贱卖之后的真相原委，公众只能是瞠目结舌、心有余悸：这便是富豪“黑帮化”、财富暴力化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无所不用其极的扩张和蚕食手段，让制度的盲区、规则的黑洞、人性的软肋暴露无疑。

　　现在的问题是，在韦伯所说的“宗教信仰”（包括其他有效精神信仰）约束下的积极经济、社会秩序筑基前，在马丁·路德所倡导的财富伦理观真正成为社会文明准则前，在法治规则的覆盖严丝无隙、执行力“雷霆可待”前，我们拿什么抵抗官场、商界“江湖化人格”的蛊惑人心？又依靠什么打响针对财富暴力化现象的社会反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