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中提出，抓紧落实已出台的生猪和奶牛良种冻精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对此，相关专家表示，新政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仍须进一步完善。
　　“当然会起到政策引导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对于解决‘猪贱伤农’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补贴的数额对于养殖户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各地方冷冻储藏的量也不可能会很大。”5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院张元红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评价说。
　　东方艾格高级分析师陈树韦则把症结归结到了不合理的补贴政策上。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的补贴政策不合理，还只是停留在鼓励养殖的层面上。对于假如跌破了警戒线应该怎么应对，政府并未给出具体的方案。只是补贴无疑还会使养殖户落入供求的恶性循环。”
　　陈树韦建议，最好的补贴制度应该是：在市场变坏的情况下，国家按照养殖户的盈亏进行补贴。比如，养殖户亏损了5％，政府就应给予5％或10％的补贴。这样就避免了在亏损的时候出现大量宰杀母猪。反之，在市场变好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补贴的必要。
　　另外，在屠宰、加工和贸易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加快的同时，养殖散户却依然普遍存在。养殖者和加工贸易者的地位相差悬殊。据有关数据统计，在整个养猪产业的利益链中，屠宰和加工贸易方占据了70％的利润，上游的养殖者和饲料厂商一共才分到3成。
　　“养殖者也几乎不存在转嫁成本的能力。而加工贸易方则可以‘随意’降低生猪收购价，并不降低猪肉产品出厂价。因此，我国要逐步提高养殖户的话语权，并尽快建立相关专业经济组织或协会，由他们代替养殖户与加工企业进行价格谈判。”陈树韦说。
　　“取消定点屠宰也很重要，它形成了变相的垄断。而原来期望的食品安全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控制。”陈树韦说，“比如说，每个县原来有10家屠宰厂，而实施定点屠宰后，只剩下了2家。他们的话语权更强了。”
　　不过，这种说法遭到了张元红的反对。“定点屠宰虽然没能彻底保证猪肉的安全，但是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取消，前期食品安全的空缺将无法弥补。况且，‘猪贱伤农’也并非全部由所谓的‘垄断’造成的。没有被‘垄断’的棉花、大豆等作物也同样出现了类似伤农的问题。”张元红说。
　　张元红的建议是，建立健全商业保险或政府补贴保险等相关保障体系。“保险额度越大，保险领域越宽，养殖户受到市场的冲击就越小。也就越不会出现大量杀母猪的现象，并进而导致恶性循环。”
　　张元红还指出，长远来看，养猪产业应尽快提高自己的组织化程度，避免“一窝蜂”式的上下；扩大养殖规模，充分研究和判断市场信息。国家调控政策也要及时作出调整，不要出现类似于上一轮的状况，本来已经到达回升阶段，政府还在盲目地加大扶持力度，结果出现产能过剩。

(本文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