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休息的这二十几天，我几乎 不与外界联系，关掉了最常用的两部电话，换了一个只有公司才知道的号码。我在家里安静的思考，思考自己该如何适应今后的工作。二十天后，我想通了，我明白公司发展到今天，管理者应该是强势的，我应该分清股东与管理者的身份，我做为公司的副总，应该服从和配合总经理工作，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不能向以前那样什么事情都参与都发言。因此，我想既然如此，我该适应自己的角色，但同时我也该要求自己应得的待遇。在以前我和大刚小L的工资不能称之为工资，只能说是发点生活费，我每月加上电话费先是1700元，后来小L退出后涨到2300元，除去电话费和中午吃饭（有时加班后我还要请员工一起吃）所剩无几。我们当时一个校长工资是1200、教师1500、会计1200、项目经理1100，而我是个副总，曾经兼这些工作于一身。

这点工资和我这几年的工作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以前公司赔钱，而我也觉的是为自己的公司工作，不该计较这些，因此没有怨言，但现在不同了，公司马上就要赚钱，我只是个小股东，我只占15%的股份，但我这些年并没有只付出15%的努力，虽然大刚是决策者，但到了公司大的决策上我的看法和分析也是非常准确和重要的，而且女人那特有的直觉和判断，以及我的人脉关系对公司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尊严，05年夏天为了能留住一个新地区的学员，我多次自己开车去她家做工作，有一次因为紧急需要我从她家去她的工厂拿身份证，她家到她的工厂只有一条路，那条路正在修高速公路，下过大雨的地里特别泥泞，车子在泥地里滑来滑去，我胆战心惊的开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跑了三个多小时，从她们工厂出来，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我刚上公路就下起了大暴雨，狂风大作雷声震耳，我看着闪电一道道的在我前挡风玻璃上炸裂，但我还不能不走，停下来更危险，我打电话告诉大刚和家人，如果我半夜12点还不能到家，那就到这条公路上给我收尸吧。大风刮倒了好几棵树，我竟然安然无恙的到家了命大呀。还有次为了联系一个工厂，人家把我约在宾馆房间见面，但外方要求的时间太紧，已经没时间再换工厂了，我不能不去，只能巧妙周旋不让自己吃亏。

这几年我工商局的工作也不干了、没时间娱乐、没时间去锻炼、没时间照顾子女、自己发烧输完液拔了针头就去工作，不休节假日，除了父母病危，我很少请假，可以说我是100%的付出。股份只能反映我投入的金钱，和将来承担的权利义务的多少，并不代表我为公司付出了多少。大刚的这三棒让我明白，我的一切努力最大的受益人是大刚，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我都只是从属地位，公司不是我的公司，事业也不是我的事业，我的成败取决于大刚。我想既然如此，那我就要求应得的报酬吧，现在公司前景还不明朗，工资可以订成年薪制，如果公司盈利，年薪应当给个合理的数目，这几年也算不白拼命。于是我休假结束后主动要求和大刚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