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佑他，因为他在人生最穷困的时候卖掉自己的房子为“释迦牟尼”造屋——生产“佛龛”，后来他办企业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这都是“佛”给他的回报。

　　“佛佑”的解释有迷信的嫌疑，记者不以为然。接待记者来访的是果喜集团的党委副书记汤冬莲，依据她的介绍，不难还原张果喜发达的真相。

　　20世纪70年代，15岁的张果喜，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进了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当学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锯木材。虽然锯木材不需要多深的技术，但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变成木锹、犁把、独轮木车等，却要消耗很大体力。那时锯木材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拉锯，上进心极强的张果喜没日没夜地拉，结果把肾给累坏了，拉尿带血，几乎是每星期一次。5年的“血尿”，给张果喜换来了一个“好木工”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可是，车间主任没当几天，农具市场就饱和了。

　　1972年，张果喜的木工车间因无活可干被厂里割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名为厂长，却一无厂房，二无资金，只有从农具社得到的3平板车木头、几间破工棚和21名职工及家属近百口要饭吃的人，另外还有“分”到他们头上的2.4万元的债务！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厂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张果喜不得不说通父亲卖掉了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房子，得到1400元钱，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工资，一部分作为厂里创业的本钱。

　　张果喜知道，单靠卖自己家房子的这点钱，是发不了几回工资的，木器厂要生存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干。然而，在附近农村即使找到了一点活干，又能赚多少钱呢？张果喜大声向厂里的职工宣布：“要吃饭的跟我走！”于是，有21位兄弟积极响应，跟上了他。可是，饭在哪里？

　　张果喜想到了上海，他想到上海是因为在邓家埠他经常与“上海知青”聊天，知道上海是一个大世界，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活做！张果喜带了200元钱和三位伙伴闯进了大上海。第一次远离家门，200元钱放在一个人身上怕扒手偷，于是，张果喜和伙伴躲进厕所，将200元钱一人分50，藏在贴身口袋里。

　　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第二天，他们很早就来到上海手工业管理局门口。局里的工作人员上班时见到他们后，便问“有什么事？”张果喜先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出想在上海找活的心事。工作人员听说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表扬过的地方，便热情地把他们介绍到上海雕刻艺术厂去参观学习。这个厂在四川北路，它的前身叫上海艺术雕刻品一厂。

　　到厂以后，他们在陈列样品室里，看到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张果喜问管理员，这套箱价格是多少？回答是200元。张果喜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又问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00元。此时的张果喜又惊又喜，200元啊，他们4个人千里迢迢来上海，全部盘缠也不过200元呀！于是，张果喜决定要把这个手艺带回余江。他们4人分工，一人拜一个师傅，一人学几道工序，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这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就这样苦学了7天。

　　临走时，张果喜还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只报废的“老虎脚”。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决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厂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他从上海带回来的样品花鸟去练雕刻。

　　然后，他又把工人带到有“木雕之乡”美称的浙江省东阳县学习，还将个别老师傅请到余江来传授绝活。套箱需要上等的樟木，余江县城连樟树都很难找到，他又带领职工到远离县城的山区去采购。有次遇到大雨，运送樟木的拖拉机陷入泥塘，他和职工冒雨干了一天一夜，硬是靠手推肩扛，将两吨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机，饿了就吃一个5分钱的发饼，渴了就喝几口山沟里的水……就这样，张果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生产了第一只樟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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