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给深圳特区一些特殊政策，特区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机遇比较多。经调查市场后我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组织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我找到广州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就这样开始了玉米的生意，做三四个月，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只得以30吨玉米 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为什么还敢豪赌？当时我已经濒临破产，不赌不行啊？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我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还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这消息如同及时雨！两家大饲料厂全向我订货，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当时，我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

　　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带着两条未能送出的三五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万科在企业经营中，一开始就奠定一条底线：绝不行贿，最初的动因来自倒卖玉米那段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我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手下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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