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回书,咱继续开讲。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什么是伟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定乾坤、净社稷、指航程、明方向,邓公南巡一席话,万千争论化云烟,向左向右归结为向前看,市场经济高潮再度来临。
也就是在邓公南巡后,张玉良、黄怒波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了商海,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大腕于1992年全部进入了商界。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
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一个我还得找一个我的关系比较熟的,因为我在农委的时候,他们讲我做人比较好,所以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做了三个小项目一个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很成市区化了。”
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巨复杂、巨需要人脉、巨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黄怒波这一年也投奔了商海,黄诗人这时被指派往中国城市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当时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诗人的眼里肯定是更加容不得污秽的,而且是倒卖书号的这种污秽!文人尤其看重的就是好书,倒卖书号无疑于倒卖诗人的精神世界,象征意义颇浓。
黄怒波坚决不让倒卖书号了。被断了财路的人士们,纷纷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黄怒波的状。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随后,建设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出版社。检查结果自然是还诗人的清白。工作组走了,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把抓着问题的人员,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后来的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在这个咨询中心,靠复印、印制名片、卖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怒波积累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年靠复印、印制发财的不在少数,后来举国皆知的“新疆德隆”唐万新、唐四哥最早也是做拍照、印制的,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收购原始股、开始德隆神话历程的。
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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