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满是艰辛

　　“每天跟着餐馆生意走，没日没夜地熬，我差点因此丧命。”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起家一直很顺利。上世纪70年代末，我18岁，从广州38中高中毕业，当时城里的高中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但我由于有一点文艺专长，幸运进入一家大国企的宣传队，每个月40元工资，捧到了一个很不错的“铁饭碗”。我一直很喜欢唱歌，1978年开始，我先在东方宾馆后来在原华侨大厦的歌厅“炒更”唱流行歌，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吧。那时我一天跑三个场就可赚30元，和吕念祖、李华勇等人在广东流行歌曲界很有些名气。后来文化局开始管理歌厅，要单位准许才能兼职唱歌。我索性自己打烂“铁饭碗”，辞掉工作出来唱歌。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承包了一支乐队，受乐队每晚出去宵夜的启发，我看到了商机，萌生了开酒楼做餐饮生意的想法。没想到，就是这个商机，让我一干就是十几年，也累了十几年！

　　1990年1月，我在仓边路开了第一家餐厅，当时适逢一些大酒店经营不善纷纷关门，从里面跳出来的师傅被我请来，我又舍得投入，夏天一下子花几万元买了两台空调安装在大厅里，当时有空调可是最高档的餐厅，餐厅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

　　创业的时候，别人是每天工作8小时、休息16个小时，我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甚至更多，休息不到8小时，更别提有休息日了。甚至在睡觉的几个小时里还会绞尽脑汁想生意经。每天跟着餐馆生意走，完全是一个“工作机器”：做完午饭做晚饭，做完晚饭做夜宵，做完夜宵还要查看早茶的点心，每天凌晨5时才回家睡觉，上午11时又要起床了，每天都是这样捱。

　　没日没夜地熬，我差点因此丧命。那是我第一家餐厅开张不久的一天，凌晨5时下班后我开“小绵羊”摩托车回家，实在是太困了，竟然开着车睡着了！结果在东川路翻了车，整个人摔得头破血流，当即昏厥过去。幸亏被环卫工看到，他马上把我弄上的士送往医院，过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苏醒过来。结果从额头到下巴整整缝了20多针！第二天脸肿得像猪头一样。三天后，伤口还没拆线，我就支撑着回酒楼上班了。实在是放不下啊，当时酒楼刚开张两个月，很担心生意。至今我做了16年的酒楼生意，一直是跟完夜宵场才下班，可能是习惯了，现在不到凌晨6时就睡不着觉。

　　在做酒楼之前，我还有一次险些丧命。1988年，我还在跟哥哥做电器生意的时候，偶尔去洛阳批发水果来广州卖。有一次只身背了10万元人民币去洛阳，由于是5元一张的，装了整整一挎包。我在当地火车站谈完调度车皮的事情已是晚上，当晚明月高照，我疲惫不已，走在铁轨上，我看着明晃晃的月光，有些恍惚。我注意到身旁的另一条轨道有一辆机车亮着大灯开过来，突然，我眼前的月光消失了，一辆倒开的火车头在我行走的轨道上疾驶过来，我本能地纵身一跳，脊背被火车猛撞整个人弹出了路轨，只感到腿彻骨的疼痛，当时以为腿断了。我挣扎起来，才发现腿撞到了铁轨边的一个界碑。火车司机见状紧急刹车，将我送到医院，后来他对我说：“被火车撞到却没有大碍，我可从来没见过。你真命大！” 现在想起来，这些年做生意真是太拼命了。钱是用命博回来的。生意遭遇考验

　　“被人家告上法院，搞得一度‘信誉扫地’，心里真不是滋味。”

　　要不是遇到“非典”，我的生意其实一直做得很顺利。但“非典”时遇到了“双重打击”，差点熬不过去了。

　　2003年春节期间，“广州出现怪病”的传闻四起，本来预订出去的年初八的很多桌团年饭被纷纷退订，餐厅变得“门可罗雀”。

　　“非典”期间，我在豪贤路开的酒楼无奈停业了，那是我开的第三家酒楼，实在是很心疼。当时那家店已经开了9年多，设备陈旧。受“非典”的打击食客寥寥，经营困难，要装修又拿不出大笔资金，真的是“一分钱都要掰开来用”。那时候真的是艰难到“厚着脸皮”借1000元都要到处求人，人工、水电费、房租都交不出，没办法只好把酒楼关门了。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我们个体户做生意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贷不到银行贷款，只能是硬撑了！“非典”肆虐的那一段时间，每个月都是大笔的亏空，完全是靠自己东挪西凑、托亲戚朋友才艰难支撑了下来。我做生意十多年来都是诚实守信，但“非典”期间实在捉襟见肘，不仅欠了一屁股债，还拖欠供货商不少钱，被人家告上法院，搞得一度“信誉扫地”，心里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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